“《伤寒论》是中医经方辨证论治体系，更讲求辨方证，全书主要讲辨方证，第317条方后附: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这是后人的注释，是对方证的认知。

论中对小柴胡汤的用法有明确说明: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

早已明确指出，没有小柴胡汤方证就不能服用该方药。”

马教授讲到这里，意思已经表达的很明确了，经方就是要方证相应。

“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不辨方证，以血的教训说明了辨方证的重要性、科学性。

由于经方的方证来自临床实践，不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都注重其应用和研究，对其认识也就不断深化，逐渐认识到方证的科学性。

如沈自尹认为:“从广义上说，以汤方辨证亦属辨证范围，故称之为方剂辨证......以药物的系统一一方，来调节病理的系统一一证，寻找方剂效应值的一体化，就是方剂辨证的涵义所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可概括整个辨证施治的内容。”

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辨方证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而是更详细、更具体、更全面的辨证论治。

不少人认识到了辨方证的重要意义：

中药治病。

不在药味多少。

不在药量轻重。

而在方证相适应、对应。

如何天麟说:“在临证处方时，一般认为对‘症’下药疗效较好，实际亦不尽然。

笔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发热喘咳，脉浮，苔白，初投小青龙汤加杏仁两剂，热平，咳减，但喘仍作，小便甚少。

二诊见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后病不减而尿仍少。

三诊，前方去麻黄，续服，喘咳止，小便亦畅。

岳美中治一妇女，慢性肾炎，血尿、尿频、腰痛，投猪苓汤三剂而愈。

月余，病又复发，因虑其虚，增入山药一味，病反转重，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

后病再复发，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

于此获得更大启发， 至正如《沈括良方·自序》所说：药之单用为易知，药之复用为难知。世之处方者，以一药为不足，又以众药益之，殊不知药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可知方有常方，法无常法，在辨证论治基础上，执一法不如守一方。

是说辨方证一定要准确，加减用药也要像桂枝加桂汤那样对证，而不是对症、对病。

我国历来重视方剂和其适应证的研究，后世方如潮涌出现，皆是证明，如《千金要方》《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等，其内容主要是讲方证。

《伤寒论》因不但有方证经验，而且还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尤其对日本汉方医学影响深远。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决策者要取消汉方医，当时身为西医的汤本求真先生，眼看着亲生女儿因疫痢用西药治疗无效被夺去生命，因之悲愤感慨不已，转而发奋学习经方(初读《医界之铁椎》)，临床应用效如桴鼓，并结合临床体验，著成了《皇汉医学》，于是又使日本的汉方医学重振旗鼓，使方证对应派成为日本的主流派。

也有人从临床和实验室探讨了方证对应关系。

如伊藤嘉纪通过五苓散方证的研究认为：五苓散方证的病理状态，是渗透压调节点的降低，其利尿作用是通过调整调节点来恢复水液代谢正常的。

给正常人和动物服五苓散看不到利尿现象，如让人和动物出大量汗，造成津伤表虚出现五苓散方证后，再给服五苓散，则看到明显的利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