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财富，当时兵荒马乱，容不下一方宁静的庭院组织大规模的研究，这些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沦为高官的私藏，最后就不知所归，这样的话，不如拉到国外得到很好的保护。

王牧笛

我觉得从十九世纪末走出来的这批中国传统文人，他们有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觉，同时也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学有足够的了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破读敦煌文化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必须将这些文化人组织起来，并且要能够确保这些历史遗存得到很好的保护，这就需要国家的介入。其实当时的北洋和国民都是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的，如果这些文物留在国内，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破读。

王安安

文化人有这样的自觉，但是中国广大的民众未必有这样的自觉。

王秋实

我一直坚持历史不可以假设。我们所面临的境地永远都是非常复杂的，永远都不是选a或者是选b这样简单的选择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像刚才牧笛师兄说到的，一种是文化的视角，一种是民族国家的视角，我们希望文化学者可以以文化的视角来把这些文物当作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来进行研究，但是当我们面临国破家亡的境地时，我们也不得不依附于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保有我们自己和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这两种维度。

余秋雨

这个问题，今后还会争论，永远不会有结论。黑格尔在《美学》中说，最深刻的悲剧发生在两个各有充分理由的片面之间，两个片面谁也不能完全说服对方。我们刚才讨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今后我们北大学生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陷于一边，而应该同时体察对方，然后作出更高一层的选择。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许多重大事件都无能为力，但却选择了自己的行为投向。即使不能全部守护，也要作出最佳解读——这就是他们低哑而又坚定的心声。请大家想一想，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外侮内乱并发，而我们这些文化前辈却不为所动，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识着甲骨文。乍看是多么不合时宜，但是，一个民族的童年歌声终于被唤醒，这其实也是一种集体生命力的被唤醒。

文化的责任，文化人的使命，就在这里。文化的力量，文化人的尊严，也在这里。